19世纪末期工厂里的人们开始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应对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发起这场运动的正是高速工具钢的发明者之一泰勒(Taylor)。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高速工具钢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新生代技术条件下的进步。泰勒不是把机器作为一个孤立的单元来研究，而是把工人作为一个要素也纳入了生产过程之中。通过细致研究工厂的运行情况，泰勒做到了在不加重工人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每人的劳动生产率。后来随着流水线生产和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水平，泰勒和后来的仿效者对生产时间和运行状况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过时了。他们贡献的重要性在于，促使人们把生产过程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关注，工人则是这个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的不足在于依然沿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以只能仅仅依靠经济刺激的手段，比如计件生产和奖金等，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其后，真正走向产业合理化的一步是利用拓展工人的兴趣、增加社会激励机制来提高生产。一方面，这意味着减少价值不高和违背人性原则的一些工作。这也意味着不再生产没有真正社会价值的产品，因为对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最残忍的事情就是强迫他生产没有人性价值的东西。与此相比，清理麻絮也要有益得多。此外，在生产过程中鼓励发明创造、依靠群体的力量、对劳动亲切的社会认可、让工作变成接受教育的过程、让工厂生产的社会行为转化成有效的政治行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旨在建立人性化管理和高效生产的产业模式，为非资本主义企业模式的到来指明了方向。泰勒等人在技术层面的做法虽然对产业来说是革命性的萌芽，但在除了俄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但要想创造最有效的经济形式，最需要变革的恰恰就是工人和企业之间在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关系。埃尔顿·梅奥(EltonMayo）教授在西屋电气公司的一家工厂里做的实验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关注工人的工作条件和提供定时的休息时间，工人的劳动效率得到稳步提升。在实验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取消了休息时间，工人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条件。但这时产量依旧比改革以前有所增加。那么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据一个观察者分析，工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明显要快乐、幸福、自由一些的工作环境中工作的人劳动效率更高”。这比泰勒当年对机械动作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指明了在社会化产业中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人本身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资本主义即使是在最开明的时候在这一点上也是望尘莫及的。（现在小规模的企业依然能够和大企业竞争，除了它较低的日常管理费用外，人性化的因素是不是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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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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