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需求的信条，就像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其他众多信条一样，最初都是出现在富裕阶层和宫廷贵族之中，然后才慢慢地渗透到社会其他阶层。当金币或纸币的抽象数目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时，人们开始崇拜这种没有天然限制的商品。衡量获取时缺乏通常意义上的标准，这首先出现于成功的银行家和商人阶层，他们期望自己能在获得了某种成就，也即达到了本阶级的某个标准以后实现光荣的退休，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晚期。而在生活奢靡的宫廷贵族里，缺乏正常的消费标准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作为自己对权力、财富和特权渴望的外化，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贵族们在个人奢侈品上大肆挥霍，显示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除非他们自己出生于商业阶层，否则他们自已是不会去挣钱的。于是他们就去讨、去借、去敲诈、去偷，甚至去抢。说实在的，这些机会他们是不会随便放过的。当机器的应用使产业的挣钱能力大增时，原有的上限就被突破了，整个社会的支出水平也随之提升。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随着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原有的社会制度遭到了广泛的破坏。此时由于缺乏共同的机构和目标，个人寻求报酬的手段只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攫取和消费。国家的财富也用于满足个人的欲望。机器生产在企业内部带来了集体劳动和集体合作，但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却遭到了大大的削弱。
尽管大规模机械生产天然具备一种人人平等的趋势，但不同的阶级之间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经济鸿沟。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家轻而易举地就解释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他们把社会商品区分为三种：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只能拥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是工人天生的命。中产阶级则除了拥有大大超过工人阶层的生活必需品外，还能够享受舒适品。富余阶层则在中产阶级之上还拥有奢侈品，这也是他们最幸运的地方。但这种解释是自相矛盾的。按照资本主义不断扩大需求的学说，整个人类最终都应当享受到帝王般的生活标准。为社会提供更大量、更多种类的商品绝对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但这种责任没有能够得到履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自始至终拒绝从产业收入中拿出工人应得的那部分以制造有效需求。（在美国经历的最近一次金融扩张高潮的时候，资本主义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发放贷款以提高消费。人们可以分期付款采购。这样，既不用提高工资，也不用降低物价，当然也不会减少资本家在国民收入中获得的超额的那一份。17世纪的吝啬鬼恐怕在最聪明的时候也想不出这一损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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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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