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必须有一个解决方案，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过去一千年的绝大部分时候，寡妇、孤儿和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一直生活得很安闲。他们不用为社区提供什么劳动就能够有吃有喝，有居住的地方。他们作为社会的成员，以及他们手中的保险收益就是产业必须首先承担的。只要社会生产还在进行，只要社会的法律习俗还保持有效，他们的生活就有保障。没有任何资本主义者愿意谈论这种救助制度，因为这样做会伤及被照顾对象的自尊心，使他们感觉沮丧。一些从事艺术和科研工作的人也由于拥有小笔的股息或租金收入而得以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密尔顿（Milton）、雪莱、达尔文、拉斯金等都曾经依靠这样的收入生活。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数额不大的经济支持，比起忙着挣钱的资本家手里的巨额财富来说对社会的好处更大。但话说回来，这种小额的收入虽然能够帮助人们摆脱最窘迫的经济状况，但并不能够满足人们所有的经济需求。所以，对那些年轻人和雄心勃勃的人来说，尽管还没有遭受到饥饿的威胁，他们还是更愿意投身生产企业和从事其他职业。
把这种救助体系拓展到全社会，这就是我所说的“基本共产主义”。最近，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allamy）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这个概念，但他的理念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且对具体形式语焉不详。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过去50年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想让高效的机械化生产体系真正服务于人类，没有其他的方法。在机械生产日趋完善的今天，如果还让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他谋生的唯一来源，这就是破坏了他生存的基础。即便是马克思在亚当·斯密的学说上发展出劳动价值理论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一个人的生存基础应当基于这样的事实——他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就像孩子是家庭的成员一样。一个社会的能源、技术知识和文化传承都应当平等地属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差异和所作出的贡献已经不
第八章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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