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文化的人文主义沿着个人主义和等级制度的路线发展起来的时候，是明显倾向于统治阶层的，但科学的发展方向却截然相反。科学知识的迅速发展使它再也无法象以往的天文学知识那样，成为少数人掌握的秘密。不仅如此，由于科学在解剖学上系统地运用了艺术家和医生的知识，在化学上借鉴了矿工和冶金学家的经验，所以科学本身就是与社会的劳动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巴斯德在细菌学上创造性的工作不正是在研究葡萄酒商、啤酒商和养蚕人所遭遇的困境中完成的吗？即便是当科学距离大众还很遥远、很神秘的时候，它也绝不是势利的。科学在方法上是社会性的，在视野上是全球性的，本质上是客观的，而且正是由于科学不必立刻产生效果，才完成了一些最危险、但又最富有成果的伟大创举。现在科学正发展成为宏大而包罗万象的，如果说还有什么欠缺的话，那就是它还没有把观察者和实验者本身纳入到描述客观世界的最终方案中来。
非常不幸的是，劳动分工和工厂枯燥的常规劳动对人的心灵所造成的必然的压抑和单调感在科学、技术、一般性实践和机器体系以外的各种艺术之间制造了人为的鸿沟。工人们被扔进了残存在传统和记忆中的过去文化的垃圾堆里。他们死死抱住宗教中的迷信垃圾，而正是这些东西使他们在感情上还在维护剥削自己的势力。否则他们就完全丧失了真正的宗教能够给生活带来的强大的感情和道德上的动力。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艺术。中世纪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其实就相当于在教堂和公用大厅里做雕刻和彩绘工作的艺术家。最高的艺术形式对普通人来说也并非高高在上。除了矫揉造作的宫廷诗人以外，少数权贵和芸芸大众也不是各有各的艺术。虽然在所有的艺术中都有高低的形式，但绝不是以社会地位的高低和金钱的多少来区分的。
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通俗往往意味着“粗俗”，而“粗俗”并不是指广泛意义上的人性，而是某种低人一等、粗鲁和非人性化的东西。简而言之，社会的创造性行为没有被社会化，我们大规模社会化的东西是那些对思想起着束缚和愚化作用的赝品。米勒（Millet）、梵高、杜米埃（Daumier）、惠特曼、托尔斯泰等杰出的艺术大师都自然而然地把劳动阶层看成自己的同伴，但是为他们提供生活来源、给他们荣耀、并欣赏他们作品的却往往是资产阶级。尽管他们一直憎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并力图逃避这个阶级对自已的资助。但是，从1830年到1860年间，美国西部还有大块没有被占用的土地，纽约和新英格兰的经验表明，一个基本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在下层劳动者的滋养下产生出了多少好的艺术。这些下层劳动者恰恰是等级文化所鄙夷的。例如《白鲸》（麦尔维尔著——译者注）是由一位普通水手创作的；《沃尔登湖》（梭罗著——译者注）的作者是一个制作铅笔的工人兼勘测队员；《草叶集》（惠特曼著——译者注）的作者曾经是印刷工人和木匠，这就一点也不显得奇怪了。只有当思想、经验和行动都能够无拘无束地在不同的领域自由穿行时，大脑的思考才能形成完整的轨迹。劳动分工和生产专门化、职业专业化和思想专门化只能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一旦超过了限度，就像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指出的，需要把各种劳动整合起来，把劳动与生活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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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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