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种对机器体系的盲目信仰已经大大动摇了。机器体系存在的绝对合理性已经被有条件的合理性所取代。施宾格勒曾经鼓励他那一代人成为工程师和尊重事实的人，但即使是他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工程师的职业其实是一种光荣的自杀，并期待有一天机器文明建立的巨大丰碑将会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和空空的混凝土躯壳。而对于我们这些对人类和机器的命运依然抱有希望的人们来说，机器体系已经不再是进步的典范和人类愿望的最终表达。它们只是一系列工具而已，只有当它们能够普遍服务于生活的时候我们才会加以使用；如果机器体系侵害了我们，或者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非必要机构提供支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取消它们。
对机器体系的绝对信仰的崩塌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在工厂和化学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毁灭性武器在没有人性的人手里成了对于有序社会的挥之不去的威胁。出于对敌人的恐惧而制造出来的军备和进攻性武器，只能加重世界各地人民的恐惧。现代科技也许减轻了我们面对自然界的不安全感，但是，由此产生的那些兽性的、醉心于权力的人们给我们带来的不安全感则远远超过了这种好处。如果我们都沦落为肆无忌惮的人的牺牲品，那么征服自然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有保障的食品供应和最好的组织形式都是为了使扭曲的、病态的人性冲动神圣化，那么我们在运输、建设、通信方面的巨大能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建设一个中性的、没有价值观的科学世界中，在机器体系的适应性和工具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把巨大能量和机器体系的控制权都交给了人性中那种幼稚的利己主义，而技术的快速发展也魔幻般地成为了现实。在开发机器方面我们走得太快、太肆无忌惮，我们没有能够同化机器，也没有能够把机器和人的能力和需求协调起来。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以及我们盲目相信机器带来的问题必定能够用机器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所造成的局面。机器体系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众多的好处，但如果我们把用于准备战争的—且不说已经消耗在过去战争中的—能源、智慧、时间和各种资源扣除，我们会沮丧地发现，最后获得的净收益是如此地微不足道。随着更加高效的屠杀方法的发明，净收益也就愈发渺小了。在这方面的失败是人类社会普遍失败的一个极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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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