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当前享受的必要性、牺牲目前的快乐以换取将来的回报，19世纪作家用于为资本积累和赚取利息辩护的这些话完全可以放到中世纪牧师的嘴里。后者为了说服信徒抗拒当前的肉体诱惑并以美德换取天堂的回报，说的不也正是同样的话吗。由于机器体系的加速作用，节制和回报之间的时间差可以缩短，至少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如此；黄金机会已经来临。
清教徒和反改革派们并未认真挑战这些适合王室的观念。例如，克伦威尔领导下的清教徒的军人精神就与其朴素、节俭和勤劳的生活方式很相配，他们专注于赚钱，似乎通过辛勤劳动就可以不回避恶魔般的行为而仍然得以躲避机械化的恶魔。军国主义以及清教主义的鼓吹者卡莱尔所了解的拯救世界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他认为拜金主义至少与物质的本性有联系，因而也算是通往上帝的途径之一。但是，生产方面的贪婪观念必然导致消费模式的贪婪观念。清教徒也许最终会把他们赚得的财富重新投入工商企业，但归根到底这仍然促使王室的观念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于是报应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即使不是在私人资本家的生活上，至少是在社会上。清教徒的严肃努力带来的却是农神节的狂欢。在一个只知道消费的社会里，消费成了幸福的主要来源，最后消费更升华为社会的义务了。
商品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成了值得尊敬的、令人向往的东西了。它们可以积累、可以堆积在宫廷或库房里；商品过多的时候，它们还可以暂时变身为更方便的金钱、汇票或银行存款。远离饱受限制的贫困成了神圣的义务。闲散本身成了一种罪过。生产领域之外的生活、不付出任何辛勤劳动的生活、不赚钱的生活不再是值得尊敬的了。贵族阶级也由于自身对奢侈品和服务的更高需求而与商人和工厂主取得妥协并融为一体，贵族采纳他们的召唤和兴趣并且欢迎这些新来者加入富裕的团队。现在哲学家变得有点犹豫不决、心烦意乱了，他们思索着商品、真理和美丽的真谛。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它们的价值已经等同于可以体现物质利益或可以赚得利润的性质了：任何可以使生活变得更宽裕、更舒适、更安全、更令人愉快的性质。简而言之就是一切带来物质化的、表面的利益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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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