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新时代的理论首先是以金钱上的成功来描述的，就社会来说是以19世纪早期的实用主义的术语来描述的。幸福是人类的真正目的，幸福在于获取最大量的、最好的商品。幸福的本质是避免痛苦、寻求快乐。幸福的数量以及人类制度的完善化，可以用社会生产商品的能力来最终加以估算：增长的需求、增长的市场、增长的企业、增长的消费者群体。机器体系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并保证其得以成功。大声抱怨或者要求为增长设限，这些都是背叛。幸福和生产的增长是同一件事。
其实就生活本身来说，痛苦或焦虑的时刻也许正是最紧张、最重要的生活，而酒足饭饱的时刻可能正是毫无情趣的生活。只要生活的基本条件得到满足，生活的质量、狂喜以及均衡与所消费的商品数量、与行使了多少权力毫无关系。简而言之，爱人、父母、探险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一切辛勤劳动的人，这些普通人所熟悉的平凡经验，被实用主义的流行教义一概排除在外。如果说边沁（英国法学家及哲学家——译者注）或斯图尔特·穆勒（英国经济学家—译者注）还会试图与上述观点展开辩论，那么格雷因或本德利（他们都是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缺乏感情的小人物—译者注）干脆就置之不理。机器生产成为命令式的，比任何康德所臆想的都更加严厉。
显然，即使是高等妓女或士兵也比商人和实用主义哲学家知道得更清楚：在紧要关头，人们能够为了荣誉或爱情而牺牲自已的舒适甚至生命。为了实施数量化的生活，他们至少还把握住了具体的战利品：纺织品、食品、葡萄酒、名画和花园。但等到了19世纪，这些实际的物品已经变成了鬼火或磷火，变成了诱骗人们不去追求切实的商品和眼前的成果的幌子。于是出现了桑巴特称之为残缺不全的人：维多利亚时代的粗俗的市侩，拉斯金还把他们与希腊硬币上光洁的美学家做了讽刺性的对比。这种残缺不全的人还根据最善意的实用主义原则自我夸耀说：他可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在做生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们应当为了其他什么原因而做生意呢？
第二章 推动机械化的各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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