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的多数追随者错误地按照他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对不同社会领域关注的不同程度来确定它们的不同影响。他们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社会的—政治的一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著名论断所作的标准解释，使人们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如果社会的经济生活完全决定了所有其他领域的性质与发展，那么，在后者中的活动就可以被完全地忽略，或者在需要的时候被推论出来。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中充满了对这种解释的警告，但似乎收效甚微。在马克思更为杰出的早期追随者中，只有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完全拒绝作为认识国家的框架的经济决定主义。然而，国家在指导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更为积极的作用使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把它变成了首要的研究对象。这种努力的最重要的成果有：拉尔夫·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1969)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普兰查斯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1978)、詹姆斯·奥康纳(James)'Connor)的《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合法性危机》(1976)、马丁·卡努瓦(Martin Carnoy)的《国家与政治理论》(1984)、鲍勃·约瑟夫(Bob Jessop)的《资本主义国家》(1982)、约翰·爱伦伯格(JohnEhrenberg)的《无产阶级专政》(1992)、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的《相异的政治》（1994）、埃伦·米克森斯·伍德（EllenMeiksins Wood)的《避开阶级》(1986)、艾伦·吉尔伯特(Alan Gil-bert)的《马克思的政治学》(1981)、埃里克·奥林·赖特(Eric OlinWright)的《阶级、危机与国家》(1978)、小奥古斯特·H. 尼姆茨(August H. Nimtz Jr. )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对民主的突破的贡献》(2000)、菲利普·科里根(Philip Corrigan)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构与马克思主义》(1980)和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尽管他自己可能否认)的《保守主义的胜利》(1963)。
如果国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正如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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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关于马克思方法的一个争论的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