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考虑到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注对象的有限性时，把生产关系当作主体的新颖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前者感兴趣的是研究(更具体地说是估算)在“经济”这个被人为地与其他部分分割开来的生活部分中正发生着什么，它与人之间的、涉及到前提和结果的必然联系则很少被研究。
在一个人们通过等价物的交换来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的社会中正在进行的是哪种生产活动？哪种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社会的生活促进了这种交换并反过来被它所促进？这些问题超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确立的相关范围，但完全处在马克思所确立的范围之内。例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告诉我们，他想考察“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①(1958，80)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满足于描述的，具体“经济”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尽力维持自身的问题。通过把自己的主体概括为“生产关系”，一个相关的主要过程的集合(一个过程是集中于这种集合的一个要素)，马克思在努力解决这一普遍的难题，其结果，《资本论》，恰当地说，并不是一部经济学专著，而是一正如许多读者已经注意到的一部有关社会实践的著作。
再次回到马克思的论述，误解产生于所谓的他为其所有描述下定义的实践。无论马克思对于任何要素发现了什么，尤其是如果他认为重要的话，都被纳入了指称它的术语的含义中，并成了它的概念的一部分。所以，马克思的概念有意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它们向他传达的已有严谨结构的信息；它们正是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个与它们被发现于其中的那些陈述的价值不同的“真理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12)。
因此，无论马克思对社会的认识是什么，包括它的变化过程以及他从中作出的预测，都已经包含在用来解释他所理解的社会是什么的每一个重要的概念中。这种含义大量地存在于马克思的术语中。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把“经济范畴”等同于“历史性的规律”，并把“逻辑”作为“规律”①的同义词(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12)。“规律”指现实世界中的关系，而“逻辑”，正如马克思通常使用的，认为这些同样的关系反映在它们具有包容性的概念的含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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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97页。
第二章作为生体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