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明什么能和不能被称为“固定资本”时，马克思说：“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问题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①(1957，226)因此，资本在它作为利息而起作用的场合将被称为“利息”，反之亦然。然而，只有在原来的要素确实被认为是它现在正充当的东西时，作用的改变才会导致一个新的名称(与描述性的比喻不同)。即是说，资本只能充当或似乎是利息，并因此永远不能真正获得这个名称，除非我们能够把两者当成某种形式的一个东西来看待。这当然正是马克思的关系观使他能够做得到的事。通过与其他一切要素的内在联系，每个要素都从这个特殊的角度来看成为其他一切要素，并且，按照这种宽泛的含义，适合它们的东西必然适合它。因此，每个要素，当它像它们那样起作用，即以与它们的核心观念有关的方式起作用的时候—在理论上——都具有获得其他要素(任何适合它们的东西)的名称的潜能。
当马克思把理论称为“物质力量”②的时候(1970，137)，或当恩格斯把国家称为“经济力量”③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484)，只是根据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在误用词汇。13从联系的观点来看，理论和国家正是由于自己的特征而被给予这样的名称，这些特征正在发挥核心作用。因此，马克思在上述事例中说，“一旦它掌握了群众”，即是说，一旦它成为群众生活中的促进因素，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性质和行动，理论就变成了一种物质力量。一般是由诸如生产方式这样的物质力量来发挥这种作用的，但理论也能发挥这种作用，并且在它这么做时，它就被说成是变成了一种“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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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2003年版，第2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7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