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那些以过于狭窄的范围(包括了太少的联系和太短的时期这双重意义上的狭窄)来抽象一种或另一种经济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进行的反复批判中，马克思的观点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李嘉图因在货币和地租观念中抽象了一个太短的时期，以及在价值的抽象中省略了社会关系而受到了批评②(马克思，1968，125；1971，131)。最严重的歪曲之一，据说是由政治经济学家中存在的，仅仅抓住最终结果而忽视促成结果的过程的倾向引起的③(马克思，1973，198)。例如，商品交换取代了使产品成为商品并最终可用于交换的全部过程。正如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如此生动地指出的，“打猎并不是挂在墙上的那些猎物的头。”(1966，73)通过给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设想出不同的范围，政治经济学家们回避了引起这些结果的资本主义独特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
在对人的思考方面，同样的抽象的狭隘得到了一种相似的意识形态结果。为了使个人的自由最大化，马克斯·施蒂纳（MaxStirner)想要抽象一个没有乱七八糟的假设—无论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的“我”。马克思的回答是，排除了使他产生的一切条件及其活动的全部环境，这个“我”不是一个对于理解个人的一切有特别帮助的抽象，尤其对理解他的自由没有帮助④(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477—482)。然而，在孤立的个人中存在的某种如同施蒂纳的“我”的东西，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思考人的本质的标准方式。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论述人的首选的抽象的范围。
鉴于马克思给了他的抽象非常大的范围，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实践如何影响了他的工作。这种抽象使什么成了可能，或者是成了必然，以及这种抽象使什么成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想想一张广角照片在给被摄入的东西、挤满边缘的东西以及出现在中心的东西赋予价值方面所做的一切。留心它所确立的重要的或至少是相关的关系，甚至在被纳入和被排除的东西中所暗含的解释。在抽象过程中给思想要素确定范围时发生了某种非常相似的事情。正是通过将如此之多的东西纳入了他的抽象—并像他那样经常地改变它们——马克思极大地促进了他关于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的东西的分析。特别是马克思在抽象范围方面的实践为他的同一性理论提供了基础；这种实践是他对现存的各种分类体系进行批判的基础，也是使他的理论富有特色的分类方案，即社会阶级划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象与本质等，代替这些现存的分类体系的基础；这种实践还使他能够将自然界和社会中发生的真实运动捕捉到思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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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77-178页。
②《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133、13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4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313页。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