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观念
世俗的认同，计时装置的发展亦强化了时间流逝、时不我待的感觉。然而，以希腊科学为模型构建的近代物理科学中并没有时间之流的地位。具有戏剧性的是，由科学革命带来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却把进步、发展和进化的观念推向了时代的主旋律。人类社会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信条。然而，正当古典科学的内部开始引入时间之流，实现所谓“时间的再发现”之际，无限进步、无限发展的观念却受到了新的挑战。
与希腊思想对时间之流的否弃相适应的是希腊人所持有的时间的循环形象。循环时间观认为时间像一个圆圈，世界上万事万物在经历了一个时间周期之后又回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依然可以看成是一种逃避死亡、寻求灵魂不死的举动。对测度意识那样强的希腊人而言，宇宙本就是一个大钟，宇宙之循环往复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所以，他们把循环看成宇宙演化的一般模式就在情理之中。
与基督教思想对时间之流的恢复相适应的是他们所持有的单向增长的线性时间形象。基督受难曾被认为必须看成是独特的唯一的事件，它不可以重复出现，而且是作为历史延续的某种原点。线性时间观必定涉及到时间的起始与终结问题，它在与测度时间概念平行发展几百年后，必定要发生冲突。今天，这种源于希腊思想和犹太文化的两种时间观正在碰撞，孕育着新的整合。
在这个时间概念面临重塑的时代，中国传统时间观受到了广泛的注目。中国古人对生命的体认并不着眼于死，不着眼于彼岸世界的真理。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死不是一切生命体验的先验根源，而反倒是诸生命现象之一种。因为中国思想家的所谓生命首先不是指个体生命，而是指宇宙之中到处充盈着的旺盛的活力，所以，死只是宇宙大化之中的一个插曲。
既不执著于死，因而也就没有对死的强烈的惊恐和逃避，因而也就没有对时间之流的否弃。张岱年说：“自孔子至戴东原，大多哲学家都承认变化是实在的，一切物都是变动的，宇宙是一个如川的大流。西洋及印度的哲学家，有认为变动是虚幻者，在中国似乎没有。中国思想家都认为变动是实在的。这是中国哲学之一个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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