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智能部分移向最前沿来说，就是最一般的和抽象的语言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工具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状况，在我看来是定义当代诸众的条件之一。
刚才，我谈到了“公共智力”（public intellect)。但是“公共智力”这个说法是与悠久的历史传统相矛盾的。根据传统，思想被理解为隐蔽的、孤独的活动，思想是我们与别人相分离的一种内心行为，缺乏视觉表现形式，在社会事务的范围之外。看来好像只有一位思想家对“精神生活”抵制公共性这个悠久的传统表示反对；在马克思的几个页面里我们看到智力被描述成好像是外在的、集体的东西，如同公益性成果。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机器论片段”中[“Fragment on Machines” of the Grundrisse, (NotebookVII)]，马克思在论及普遍智能（generalintellect）时，用英文书写这些词，以示强调，仿佛还要将它们排成斜体词。普遍智能这一概念可能有数个来源：可能来自对卢梭“共同意志”（generalwill）的辩论性反应（据马克思说，是智能，而非意志将那些带来生产的人结合起来)；或者是对亚里士多德的主动理智（nouspoietikos——筑造、作诗之智能）这个概念的唯物主义新说法。但在这里文献学并不重要。据马克思说，重要的是当这种智力活动真正成为财富生产的主要动力时，属于这种活动外在的、集体的和社会的特征。
除了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些页面外，我再重复一下，历史传统归结于智力的那些特征说明了智力对公共领域的感觉迟钝和关系疏远。亚里士多德在他早期的一篇作品《劝勉篇》(Protrepticus)中将思想家的生活比作异乡人的生活。思想家必定离群索居，必得将自己远离群众的嘈杂忙碌，必须远离集市的喧嚣纷扰。从严格意义上说，对于公共生活，对于政治一社会共同体，在严格意义上说，思想家和异乡人同样都有不在家的感觉。这是关注当代诸众状况的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只有当我们愿意从异乡人和思想家的类比中得出另外一些结论时，它才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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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众的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