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任何关系。
人民是向心运动的结果：从原子化的个体到“政体”的统一、到最高统治权。这种向心运动的极端性结果就是这个“二”。另一方面，诸众是离心运动的结果，从“一”到“许多”。但是哪个“一”作为他们自己许多差异性的起始点并且如此保持下来？当然这不可能是国家；它必定与一些绝然不同的统一性/普适性的形式有关。我们现在可以再次考虑在开始分析时谈到的一个观点。
诸众用来作为自身后盾的统一是由心灵的“共同之处”、人类共有的语言一认知官能和普遍智能组成的。同这种与国家的显然不一样的统一性/普适性有关。我们得清楚：人类的认知一语言习性之所以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因为有人决定要让它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必要，或因为他们在缺乏实质性社区（或“专门之处”）的社会里构成的一种保护的形式。
那么，诸众的“一”不是人民的“一”。诸众不汇入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已进入普遍智能。无论如何，仅仅作为一种生产资源出现在后福特制社会的公共知识，可以构成一个不同的“宪政原则”；它可以取代非官方的公共领域。这个许多，由于他们是“许多”，利用智力的公共性作为他们的基础或平台：祸福与共。
当然，当代诸众与17世纪政治思想领域的哲学家研究的诸众是有很大差别的。在现代曙光来临之际，“许多”的含义与伟大民族国家诞生前的社区自治共和国公民的含义相吻合。那时的“许多”所用的是“抵抗权”（jusresistentiae)。那个权利，荒谬，那并不等于正当防卫：它是更微妙、更玄乎的东西。与中央权力结构相比，这个“抵抗权”包括对个人、对地方社区或社团所拥有的特权的确认，因此，生命的安全保护形式已被确认为独立的形式，这样，保护的实施已来自社会。那么，就意味着要积极地去捍卫：这是一种保守（conservative）的暴力（以这个词的善良、高尚的含义)。也许抵抗权（或可说成：保护已有的并值得继续存在的某事某物的权利）能提供17世纪诸众（multitudo）和后福特制诸众之间最强的联系。即使对于后一种“诸众”来说，也不是“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或者新的政治决策垄断权的问题；而是与捍卫多数的经验、非代议制民主的形式、非官方的习惯和惯例有关。至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而言，不难看出两个“诸众”之间的差异：当代诸众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二”的推定，这个“二”的普遍性比起国家来只会多不会少：公共知识、语言、“共同之处”（想想看，只要你愿意，还有互联网………)。此外，当代诸众还承载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还与工人阶级的需求息息相关。
第一天：恐惧和避难的形式
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