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还是从个体估算的角度，“衡量”都是政策选择的表征和将生产、产品与效率作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表征，大部分对生产率和绩效的集体判断都建立在这样的衡量基础上。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衡量某个对象的困难在于如何定义它的概念。
1.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假象：非商服务业止步不前的生产率
直到1976年，国民经济核算都没有将公共管理服务活动记录在生产中。政府决定将这类活动录入生产账户，似乎是默认了这类活动也“有产出”了(Gadrey&Jany-Ca-trice，2005)。这是否是一大进步呢？对一些人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种选择承认公共管理服务活动创造了某种形式的财富。将公共管理服务纳入GDP，使得所有对管理范围的限制，比如试着不用一个公务员来代替两个退休公务员，都无意识地影响了“产出”，也就是影响了GDP的发展。对另一些持否定答案的人来说，没有那么明显：这种将商业和非商业产出数据混合记录的做法，消除了两者的特殊性，尤其是非商业的服务面对着市场外的公众，导致了这些经济活动变得“普遍化”。
第二章 服务业经济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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