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家强化为强大臃肿的主体，让其成为经济和法律领域内主导性的社会行动者，这决定性地造就了新自由主义国家“非自由的”面孔。这或许在近些年公民自由遭到重大削弱的事实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过去几十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中，无论是国外的巴拿马和伊拉克战争，还是国内针对毒品和黑帮的战争，《权利法案》所遭到的侵犯是最严重的。国外的战争导致了临时性的半戒严状态，最明显地体现在对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钳制上，而国内战争带来了永久性的半戒严状态。例如，旨在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的宪法第四修正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与此同时警察的权力却不断在强化。与毒品和黑帮相关的“形象”(pro-files)现在通常就成为可以让警察叫停并搜查公民的充分标准。①仅仅是种族和文化身份几乎就足以让警察产生充分的怀疑。因此在少数种族群体中，尤其是在非裔和拉丁裔群体中，有极高比例的人口不仅无端被警察叫停和骚扰，而且还被逮捕、定罪甚至处决(见曼宁·马拉布[ManningMarable]，《黑色的美国》[“Black America”]，第12 页)。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种族主义的(再)制度化是存在一致之处的。一般来说，最近《权利法案》①的衰落强化了传统的联邦主义筹划—强化国家的权力以遏制社会动乱的危险。国内与国外表现出的不断强化的军事主义，以及日益诉诸社会警报、恐惧与种族主义的政治，这些都表明国家的某些法西斯主义要素的出现，表明国家在走向警察国家:从法治国向警察国家的转变总是要途经恐惧、仇恨和种族主义。
第六章 后现代法律与市民社会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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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最近因为严打毒品而导致公民自由的萎缩所展开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讨论，见斯蒂芬·萨尔茨伯格(Stephen Saltzburg)，《非法毒品的另一个牺牲品：第四修正案》(“Another Victim of Illegal Narcot-ics：TheFourth Amendment”)。戴维斯讨论了洛杉矶警察局严打黑帮对公民自由所造成的后果，见《水晶之城》第五章《锤子与岩石》(“The Hammer andthe Rock”),第 265-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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