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说，正是莉娜·汗的研究促使欧盟委员会对亚马逊展开调查。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Vestager）与汗的分析不谋而合，她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亚马逊的双重身份既是其他公司产品的分销平台，又是自己产品的销售网站。这种一体化的结构使亚马逊能够独占客户和供应商的数据，并由此获得其至高无上的地位。①
通过这场嬉皮士反垄断的斗争，我们看到了新自由主义内部斗争的新阶段。一方面，芝加哥方法的继承者站在米歇尔·福柯所谓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一边，原则上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任何形式的干预。另一方面，传统反垄断法的倡导者重演了美国自1938年以来不同思潮之间的和解。②
此时，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趋于一致，前者放弃了对公共监管与合作的偏好，后者则背离了自由放任的信条。对他们来说，针对垄断的公共干预似乎是必要的。对于前者来说，这是一个防止经济权力过于集中而威胁政治自由的问题。后者则希望通过价格保持资源配置过程的质量。
附录二 反垄断嬉皮士与芝加哥学派
① Natalia DROZDIAK et David MCLAUGHLIN, «With Amazon probe, EU takes cue from “hipster" antitrust», Bloomberg. com, 19 septembre 2018.
② Thierry KIRAT et Frédéric MARTY, « The late emerging consensus among American economists on antitrust laws in the second New Deal», Cirano, n° 2019s - 12, ma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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