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有充分理由询问卡斯特—到底哪一种信息的定义能够最贴切地标记这个新的时代?笔者已经说过,他常常回去讨论那些常见的技术,特别是信息传播技术(ICTs),这看起来似乎是在定义“发展的信息模式”,虽然这与他在别处对信息劳动力的中心性的集中讨论有些不协调。当然,实际上,卡斯特汇合了许多关于信息的不同观念,他捕捉到了一幅宏伟蓝图,大概立场如此:信息增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行动者(actors)和场域(sites)之间的信息活动增强的重要性,就是卡氏声称的“网络社会”这个新时代与过往时代的区分。
尽管如此,这个同质化的进程并不充分,因为还存在一个关键问题———那种能够识别出这个新时代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卡斯特著作暗示——几乎任何事物都与信息有关。此论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必须去探究如何区分更重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事物。如果我们去思考另一种信息概念(如果仅仅是为了探索的目的),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对立立场。稍微关注一下戴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54)的著作,以及更近的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1994)的著作,人们或许就会根据理论知识所扮演的角色来划分历史时代,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论知识定义为一种抽象的、概括性的,并且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被系统化的信息。
贝尔纳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使用理论知识的时期。所以,被称为科学革命时期的16、17世纪,是以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知识的发展为特征的(这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了关于行星运动、重力等等知识的时代,这种知识的发展是启蒙性的,但却不实用)。贝尔纳提出的第二个时期是工业革命时代,这个时代从18世纪中期延伸至19世纪,以深刻的实践变革为特征,虽然那些开创了工业革命的人们总体上都缺乏理论知识;像乔治·史蒂芬逊之辈为了回应现实需求,而去发明诸如火车和蒸汽机车的技术。第三个时代,也是最后一个时代,被贝尔纳称为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的20世纪,此时,理论知识开始与实际活动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从航天技术到雷达的发展,从纺织品到塑料。在此过程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在技术的生产中,理论知识扮演着中心角色。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94)证实了这一主题,他认为在19世纪,“理论家们已经处于驾驶座上……告诉实践者们他们所要寻找的是什么,并且应该在他们的理论的指导下去寻找”(pp.534—535)。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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