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在那么多信息社会的拥护者中，为什么贝尔的后工业概念能够保持吸引力？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问题。浅薄的评论家在论述信息社会的问题上，经常会挪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图景。他们喜欢这样说：“这是一个后工业信息社会’，在哈佛教授丹尼尔·贝尔长达500页的论著中有特别重要而详细的阐述。”因《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不凡声誉，所有引述其阐释的论文、著作和电视专辑都沾光得道，被赋予了权威性、洞察力和重要性，而对当代方向和特征的问题，却夸大其词，实际上，这些建议并不值得人们去严肃关注。笔者之所以说后工业社会理论漏洞百出，原因在于其削弱了许多通俗解释的框架，而人类恰恰要仰赖这个框架，才能找到自我。
然而，就贝尔在社会学研究上的谬误而谴责他，并非公正之举，尝试忽视贝尔更是不可取的做法，因为他在社会学里找到了自我。由于丹尼尔·贝尔在社会学上的误解，他没有留下太多能让后来的思想家紧紧追随的思想，但在详述他的错误之前，还是让我们为他的能力而鼓掌吧，因为他劈荆斩棘，引领我们开始深刻思考一个信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新型社会。后工业社会可能在构思上未必尽善尽美，在经验上仍然有缺失，而且内在逻辑也是矛盾重重，但借用乔治·奥威尔的一句短语说，他最负盛名的论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就是一本“品质上乘的坏书”。像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约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等未来学家，他们在平装书中的论点曾经风行一时，但他们的论著也不过如此—几乎他们考虑的每个问题都显得弱智、无创意、分析不当且幼稚天真。但另一方面，丹尼尔·贝尔却创造了一本“品质上乘的坏书”，尽管该书仍有瑕疵，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其呈现的价值——学术内涵如此之丰富，而且内容建构如此具有胆识、充满想象力，成就实在引人注目。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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