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改变对我们的公共生活意义深远：上面所说的这种个性化，可能会破坏整个城市都阅读相同报道所带来的团结一致、集体行动和充分讨论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让这些问题的特定讨论方式保持继续存在；我们不能屈从于仅从效率角度看问题的诱惑。旧体系无法衡量受众对个别文章的反应，广告商的做法简直毫无效率(它们对报纸投放广告，却不知道每篇文章有多少人阅读)，然而这种低效率其实是相当有好处的。
正如记者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Weisberg)所指出，新闻业是公民企业，由无知引起的低效率对它是有益的：“我常想，有多少人会读《纽约时报》对奥尔巴尼州政府的报道。说不定正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读，《纽约时报》才在这篇报道上不惜巨资!在Google的世界里，没人会点击这些新闻故事，它们的优先度会下降。”或者干脆消失。传播学教授大卫·卡普夫论述了过去一直伴随传统新闻业的“有益的低效率”：“对广告效率的信息缺乏，再加上广告位的缺乏，一道推高了价格”，这就形成了“有益的低效率”。而今天，当每一次点击都能永远保存下来，“广告商能衡量广告展示次数和点击率。它们把广告瞄准小众市场和小众对象。更高效率降低了广告价格。于是，传统媒体组织就无法负担其现有经费开支和基础设施了。”
效率语言(大多数极客和经济学家所信奉的唯一真神）也慢慢悠悠渗透到这场辩论里。这是《Slate》杂志专栏记者马修·伊格莱西亚斯写给定向广告(targetedadvertising)的情书：“更有针对性的定向广告，为消费者和广告商都创造了经济效益。更有效率的广告，给公司带来了动力，为改善服务实际品质上更多投入的资源。更有效率的广告，能为本因缺乏收入而捉襟见肘的内容创造市场。”明白了吗?
算法“守门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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