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妨碍对抽象道德性的批评。这种道德性仍是同特殊和普遍不相和谐的，它像所谓的物质价值伦理学一样不能充分满足永恒的规范。如果是作为一个原则，那么，求助于任何一方都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平。康德的实践理性的非实践化一换言之，它的理性主义——是和它的非对象化相结合的；在它能成为绝对至高无上的理性——这种理性应具有不管经验如何、不管行动(Handeln)和行为(Tun)之间的突变如何而在经验上起作用的能力—之前，它肯定是非对象化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学说准备把自发性反译成沉思，这种沉思是在资产阶级后期历史上发生，并在政治的冷漠这种最高的政治姿态中得以完善的。实践理性的自在存在的客观性的外表造成了它的完全主观化：它不再明白它的干预将如何穿越本体论的鸿沟而达到实际的事物。
这也是康德道德法则的非理性方面的根源，即他所说的“既定的”东西的根源，这个术语否认了一切理性的显而易见性并停止了反思的前进。既然对康德来说自由相当于理性(甚至)在实践领域中与自身具有的不变同一性，那么，自由就失去了在通常用法中把理性和意志区别开来的东西。由于自由的总的合理性，意志成了不合理的。《实践理性批判》在一种虚妄的关系中运动，它让心灵成了行动的代理人，而行动又只是十足的心灵。因此，自由被破坏了：它在康德那里的载体即理性和纯粹法则相一致，自由需要康德叫作他治的东西。根据纯粹理性的标准，没有某种偶然的因素就没有自由。同样，没有合理的判断也没有自由。自由和偶然之间的绝对分裂，像自由和合理性之间的绝对分裂一样，是任意武断的。根据一种非辩证的合法性标准，自由的某一方面看起来是意外的；自由需要反思，而反思凌驾于法则和偶然的特殊范畴之上。
第一章 自由实践理性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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