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施加和被引人到这种树形系统中的变化—无论是重大的还是轻微的—倾向于制造量的而非质的改变。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为了赢得合法婚姻而发起的挑战宪章运动(Charter challenges)，会带来更多已婚人士，但对制度及婚姻的“性质”不会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宏观政治系统所“射出”的，是“被确定为它们的实体、形式和关系的僵化的节段”(ATP：212)。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只通过一种绝对的标准或先在的同一性的立场来认识和评价差异”(Patton 2000：47)。相反，微观政治装置“射出”的是“基于存在的变化”(exsitential mutations)。这些“质的多样性”中固有的差异并非次要的或派生的。它是“差异本身”(diffcrence as such)：一种联结、结合、中断或断裂，它并没有确定或提供一种连续性；相反，它激起了一种杂多性(hctcrogeneity)、一种在种类和语域上的转变，或者完全不同的第三种事物、一种独异性(singularity)、一个容贯性平面(a plane of consistency)、一种不被包含在先前的级数中的剩余。正如我们看到的斯特恩的例子那样，只有当密切地涉及不可能性，只有当我们面向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新增事物(additions)时，某个特定躯体中包含的无限的能力、“永恒的可能性”（Fouc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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