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P: 98)
这就是说，当巴托比说了他的“我宁愿不”这句引人注意的话时，他创造了一个和按照惯例所使用的完全不同的意义的语域。通过把自已敞开至无法被理解的程度，巴托比逃避了意义，因为他拒绝了体系，再也不用包裹着他的同一性-语言来定义自己了。在这个意义上，他口吃，结巴，中断了理解，放弃了确定的空间并进入了强度的真实领域，成了一切：在他的同伴和他的文化的语言中，他是无法被归类的。因此，梅尔维尔把语言“少数化”了，当其他作家“创造了一种对强势语言的少数的用法(minor use)时——他们完全依赖它来表现自己……他们使语言逃逸，他们让语言沿着女巫的线急速移动，不停地使它们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让它的语词根据一种持续不断的移动而分岔、变化”(ECC：109)。通过这种方式使语言逃逸，这就是一个作家的“风格”特征，她所采取的方式让强势语言口吃了、结巴了。据德勒兹所言，“风格成了无风格”(ECC：113)，它使传统风格变得怪诞并招致了诸多的流(flows)，削弱并逃脱了传统上被定义为可理解的东西。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写道，风格是“不合语法的、反语法的：此时，语言再也不被它所说的东西，甚至也不被让语言成为意指性事物的那个东西所规定了，而是被使语言移动、流淌、爆发的东西所规定”(AO:133)。
在写卡夫卡——另一个他们极度欣赏其风格的作家—的过程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得出了“少数文学”(minorliterature)这个概念并探索了作为革命潜能的风格和口吃。这本书以这两句话开头：“我们如何进入卡夫卡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一个根茎、一个地洞”(K：3)。这样，从这个特殊的开头开始，德勒兹和加塔利关注了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他的作品应该以一种格格不人的方式去阅读，把它当成一个开端，当成对否认了传统的语言使用、解释和意义的观念的激化过程。此外，德勒兹和加塔利还写到，在《变形记》中，卡夫卡表现了一种风格，也就是把写作置于变化，把语言移人一种多样性之中，没有这种多样性，口令就被固定化了。风格关系到寻找“隐藏在口令之下的密码(pass-words)……放行的密码，这些密码就是这个放行过程的组成部分，而命令则标志着中止或组织化的、层级化的构成”(ATP：110)。
11 风格，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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