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波西托认为，在免疫范式之下，对死亡、威胁、异己元素的恐惧与治疗，作用的直接对象是生命。这是bios式的生命而不是zoē式的生命。“虽然bios式生命已经成为政治利益与被干涉的对象，但是当所开启的一系列中介过程过滤到某个点时，它们就会变成直接的关系。从那时起，作为政治行动框架的人类生命就会变成中心它会变成治理的事务，正如政治变成对生命的治理。”①此时，“加诸”生命的政治会变成“事关”生命的政治。这就是埃斯波西托对未来哲学发展方向的展望，即试图构建一种权力保存肯定性生命政治。这是对“纳粹死亡政治学的颠倒”②。以能够产生积极性与生产性效果的生命逻辑为根基，生命成为该政治形式的“主体”，生命政治从对生命的免疫转变成对死亡的免疫，并从预设性逻辑转向了对内在性逻辑建构的计划。这种生命内在性视角解构了对政治的认识：政治既能产生压抑、控制生命的否定性效果，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对生命的扶植与滋养，促进生命个体走向肯定性方面。这是一个把生命当成核心的政治问题，而不再是政治凌驾在生命之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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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Persons and Things : From the Body's Point of View, translated byZakiya Hanafi, Polity Press, 2015, p. 141.
②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