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信用体系的权力在产业面前的增长还倾向于迫使利润率平均化（企业利润与利率的联系现在是非常有力的）。追求可贷资金的竞争变得更加尖锐了，利率也开始上升了。一旦劳动出现了短缺，产业家就会被推入为了相对剩余价值而相互竞争的斗争。工资倾向于超过劳动力的价值。强有力的技术调整成了一种必要。我们目睹了“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张”。这需要越来越多的借贷资本，并越来越牢固地使得产业为货币资本服务。但是企业利润只是未来收益的其中一种形式：为了吸引借贷资本，为了得到资金，产业家必须与土地投机商、交易所经纪人、政府债务的经营者等等相互竞争。“依靠货币信用进行操作的冒险家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35（《资本论》第3卷，第488页）
(4)投机狂热
基于信用的扩张导致了价格上涨，原因无非在于流通手段的总量现在远远凌驾于社会的劳动产品之上。不仅如此，失业也几乎消失了，而且工资率开始飙升马克思评论说，劳动条件在危机前夕总是处于最佳水平。对工资品的有效需求依然强劲，但较高的工资现在逐渐减缓了资本积累，同时利率的上升也削减了企业利润。产业家陷入了“利润缩减”，拼命想办法在困境中为自己创造一条出路。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信用体系的辅助和怂恿，因为信用体系到此为止一直在助长生产和实现。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必要的代价就是创造数量庞大的虚拟资本，为“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36腾出地盘。
在这种投机狂热背后，均衡明显受到了深度干扰。部类之
第10章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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