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用“过程”来界定资本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资本家”界定为一种经济主体，他把货币和使用价值投入流通，为的是产生更多的货币。人们未必会享受这个角色，未必会把它人格化并把这样做的理由内化到自己的心理当中。资本家可以是善良的人或邪恶的人。但我们不用关注这一点：我们可以仅仅将“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当作“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50（《资本论》第1卷，第85页）。就眼下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专注于角色，而不是人本身。这让我们得以撇开人的动机的多样性，并在社会必要性的层面进行思考要把握这个层面，就要研究经济主体的角色。
最后，这一点同样很重要：马克思对资本的界定证明了资本主义流通形式与价值的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联是必然的，而不是巧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所以我们应该总结一下它的依据。
我们已经看到，交换的延伸和货币的兴起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还看到，若要解决内化在货币形式当中的矛盾（即它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就必须有作为储备基金的货币，它可以按照商品的交换状况的需要来投人流通或退出流通。货币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开始流通。由于M-C-M并没有使处于过程的起点和终点的商品的本质发生质的变化，所以这种流通形式的唯一系统性动机就是要求量的变化；这意味着流通过程具有如下形式：
$$
M \mathrm { - } C \mathrm { - } \left( \ M \mathrm { + } \Delta M \right)
$$
马克思向我们证明的是，即使人的多种动机（对黄金的渴求、对社会权力的贪婪和对统治的欲望）并不存在，资本主义流通形式也会出现，以便回应货币所受到的相互矛盾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交换的扩大和延伸。但是交换也会将价值确立为交换比例的调节器。我们由此就能推导出一种联系：资本主义流通形式和在交换中作为调节器的价值是一同兴起的，因为两者都是交换的延伸和扩大的产物。
第1章一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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