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二重性理论有平行的地方。我自己的“二重性理论”研究计划起始于1975年，应弗雷隆(FredericFleron)之邀参加在塞尔贝罗尼(Villa Serbelloni)举行的“技术与共产主义文化”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严肃思考技术的本质。那时在社会科学领域，技术决定论是主流论题，决定论者坚持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与技术“指令”(imperatives)相冲突。我反对这个结论，也反对技术手段是价值中立的概念。
会议报告中的一个注脚总结了我从那时开始发展起来的论据：“我倾向于保留技术方法’(technique)一词来指称技术元素如杠杆、轮子、电流等。所有这些都是对自然的客观知识的中立应用。这些元素就像语言中的词汇；它们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具有不同意思和目的的句子’。技术’一词被定义为发展起来的技术元素的整合体(ensemble)，其整体要大于组成部分的合集。技术在选择和组合构成自身的中立单位时满足对目的的社会性标准。这些社会性标准被理解为体现于技术之中，而不是对中立工具的一种外在使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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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Andrew Feenberg, “Transition or Convergence: Communism and the Paradox of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and Communist Culture: The SocioCultural Impact of Technology under Socialism, ed. F. Fleron (New York: Praeger, 1977) ,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