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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 第 20 / 004 / 0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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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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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之亦然,政治领域将美学问题丢给文化工业,让位于普遍的商业领域,这本身也是灾难性的。①

显然,我并不是想说艺术家应该“介入政治”。我是想说他们的工作应该原始地介入他者的感觉性的问题中。当然,政治问题主要是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处于某种共同的感觉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同感。政治的问题,就是要知道如何共同相处,共同生活,整体地相互包容,超越我们的独特性(比我们的“差异”更为深层),由此超越我们的利益冲突。政治是一门保障的艺术,保障城邦与其共同未来的欲望的统一性,保障它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让其独特性成为独一无二。然而,这样一种欲望会假定一个共同的美学资产。共同相处就是一个感性整体的共同相处。因此,一个政治共同体就是一个感觉共同体。倘若不能一起热爱万事万物(风景、城市、物品、作品、语言等),就不能互爱。这便是亚里士多德的友爱(philia)之意。互爱,就是爱自身之外的全部事物。

“文化的”问题——本质上是由艺术构成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经济、工业和政治的中心:感性共同体如今整个地被某种东西的技术编织着,这就是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社会”①。国际经济斗争的主要事件就在这条战线上展开。

雅克·朗西埃已经明确地指出,“政治性”是感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政治问题首先是个美学问题。②但是他很奇怪地忽略了一点,即在工业时代,受市场营销大肆冲击的感觉性已经成了一场真正战争的赌注。这场战争的武器就是技术,其受害者将是个体或集体(“文化”)的独特性,结果发展为一种大规模的象征的贫困

如今在控制社会这样的调制社会中③,美学武器已经变成主要武器(杰里米·里夫金称之为“文化资本主义”):要领在于控制感觉的技术,如视听技术或数字技术。通过这种技术控制,达到控制常驻身体和灵魂内的意识时间和无意识时间,通过流量的控制来调制这些意识时间和生命时间。于是就发展出了一种终身价值④的概念(作为个体生命时间的可计算的经济价值,换言之,作为个体内在价值的去独特化和去个体化),终身价值则是市场营销最近炮制的一个概念。

①文化,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还有所有维度上的审美经验,其中包括艺术,它们都无法被消解在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的不在场中。不得通过这种不在场,让审美经验沦为一种世界的次范畴,无论法律和国际协议的技术措施有多么合理和必要亦然。

① 见下文第34页。

② 雅克·朗西埃,《歧义》,伽利略出版社,1995年;《感性的分享》,工场出版社,2000年。0881SnM

③“封闭是靠模具,是清晰的压模,而控制是一种调制……”吉尔·德勒兹,《谈判》,同上,第242页。

④原文为英语,“life time value"。—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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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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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情感的控制及其所构成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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