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实际历史的谱系研究强调分辨式的解构。它并不关注历史的同一性构序逻辑，它是一种“分辨(distingue)、分离(répartit)和分散事物的敏锐目光(regard)”,正是这种独特的谱系学目光，“能够让我们看到分歧之处和处于边缘的东西，这种分解性的目光能够自我解剖，能够抹去存在统一性[人们以往假定可以通过这种存在的统一性,将人的至高无上(souveraine-ment)延伸到他的过去]”[19]。在传统历史研究总关注统一和同质性的地方，谱系学往往会看到炸碎总体性的分散、祛序和解构。其实，不久之前的那个福柯，突然说—人是一个晚近发明的事件——应当也是这个意思。
其次，实际历史的谱系研究更加突出历史的效果。与传统历史研究不同，谱系研究并不关注历史的某种同一的基础，“传统历史在面对过去时，是在历史的总体性(totalité)中去把握过去，它让我们追溯过去时把它看作一个被动的连续运动(mouvement continu)”，而谱系研究恰恰要铲除这种历史的总体性，当谱系研究“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中引入非连续性时，历史就成为效果的’(effective)历史”[20]
“效果史”从未囿于那种保证生命和自然的稳定性(stabilité)的自 我，并且，效果史不允许自身被冥冥之中一种顽固不变的力量带向千年 的终点(finmillénaire)。它掏空了人们喜欢给它设立的基础，并猛烈地 攻击人们妄称的连续性。这是因为认知并非用来了解(comprendre)， 而是用来斩断(trancher)。[21]
历史不是走向什么伟大目标的过程，它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人性或者文明进步的连续体，它就是独特的偶然历史事件自身发生的实际效果。相对于总体性的强制构序意识链，这种历史的实际效果往往呈现了同一性幻象的断裂。在这一点上，福柯的想法与阿多诺反对同一性和总体性的做法(《否定的辩证法》)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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