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宾传统至少以两种重要方式对马克思价值分析的发展有贡献。第一，抽象劳动是由出售而间接形成的社会劳动，这种主张只适用于商品经济，它为强力批判非历史的物化劳动观点提供了动力(参见本章第一节)。这种批判使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聚焦点由价值和价格的计算，转向对生产及其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的分析。
第二，这种传统强调货币对价值分析的重要性，因为价值通过且只能通过价格才得以显现。既然货币在商品经济中起着关键作用，那么，对马克思理论的非货币性均衡的理解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不用任何中介来表达抽象劳动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计算物化劳动系数的做法也不会有意义（参见第五章第四节）。①对货币重要性的强调，促进了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分析之兴趣的复兴(参见第八章)；对物化劳动观点的批判，为对马克思的更有说服力的理解开辟了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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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价值：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参见 Rubin(1975，pp.96-97，142；1978，pp.118 -119)。还可以参见 Rubin(1975, pp.66 -71,97 -99, 120, 127 - 130, 141- 146, 150; 1978, pp.124 -125)。对于de Vroey(1981，p.176)，“劳动最初表现为私人劳动，由私人的独立决定而来。当且仅当产品被出售时，它才转变成社会劳动。当社会劳动产生于这种背景时，它被称作抽象劳动，抽象’这个形容词指的是通过市场上的交换而实现的同质化”。因此，“价值不是单纯的劳动的化身或一个技术过程，它指的是通过商品交换而来的私人劳动的有效性……只有当私人劳动产品被出售，私人劳动才生效（被当作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有效地服务于私人劳动的再生产)。否则，私人劳动只不过是废物”(deVroey 1982，p. 40)。还可以参见El-dred and Hanlon(1981, pp. 26, 35),Himmelweit and Mohun (1978, pp. 73 - 74;1981, pp. 232 -234), Mattick Jr. (1991-92, pp. 33 -35), Mohun (1991), Re-uten (1995), Reuten and Williams (1989, pp. 66 - 70), T. Smith (1990, p. 72;1993b,p. 21)和 de Vroey(1981,pp. 176, 184;1982, p. 46;1985,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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