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缘关系的建立必须尊重不同历史情境的多样亲缘关系，不能为了急功近利地追求共同人性、多物种集体或类似类别而将亲缘政治泛化或侵占…在非裔美国人和盟友组织起来反对警察谋杀黑人和其他暴行之后，美国许多白人自由主义者通过主张“所有命都是命”来抵制“黑人的命也是命”，这种令人遗憾的景象很有启发意义。建立联盟需要认识到具体情况、优先事项和紧迫性……如果不考虑过去和现在的殖民政策和其他灭绝和/或同化政策，就打算建立亲缘，这至少可以说是“家庭”功能失调的征兆。（207）
另一位后人类主义者沃尔夫（Wolfe）探讨了福柯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概念对“跨物种关系”的影响（Wolfe 2010，126）。在《法律面前：生命政治框架中的人类和其他动物》(Before the Law: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in a Biopolitical Frame )( 2013) —书中,他质疑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的西方传统中对动物的排斥。他批评了海德格尔关于人性与动物性是“在本体论上对立的区域”(ontologically opposed zones）的假设（5-6)，并利用生命政治学的概念——受福柯的启发（Wolfe2017）——论证了我们在法律面前都是动物：
第六章 非人类怎么办？环境政治与后人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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