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些方法，前几章中讨论的许多现象都可以重构为不仅涉及人类，也涉及非人类。偏见、不平等以及极权主义形式的控制和监视的产生不仅依赖于人类，也依赖于非人类，包括技术和制度。例如，受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影响，哈格蒂（Haggerty）和埃里克森（Ericson)(2000）认为，与其使用“全景敞视监狱”的隐喻来描述当代监控，不如使用“监视者集合”（surveillant assemblage）一词，因为它既涉及人类，也涉及非人类。
关于人工智能的人类/非人类二元论，另一种有点像后人类主义当然也是解构主义的方法是，质疑人类/人工智能的区别并不是在质疑两个固定的术语：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个术语也会发生变化。当我们讨论人工智能的含义时，我们不仅是在讨论一种技术，也是在使用和讨论一种隐喻：使用“人工智能”一词依赖于与人类智能的比较。现在，隐喻往往会改变它们所连接的两个术语。受到里科尔（Ricoeur）关于隐喻的观点的启发，特别是他的“谓语同化”（predicative assimilation）—词（Ricoeur1978，148）中所说明的隐喻产生了“在隐喻结合之前并不存在新的相似纽带”，李(2018，10-11）指出了在人工智能方面人类与机器之间存在着“隐喻崩塌”(metaphoric collapse)：人工智能的拟人化创造了一个在人性化之前并不存在的人类。换句话说，人工智能不仅让我们对机器有了不同的思考，也让我们对人类有了不同的思考。这也具有政治意义。按照李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决定如何塑造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一词的创造和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隐喻还能促进特定的信念。例如，布鲁萨德（Broussard 2019）认为，“机器学习”一词暗示计算机具有能动性，并且因为会学习而有知觉。这种“语言混淆”也可被视为一种（表演性的）权力行使。
第六章 非人类怎么办？环境政治与后人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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