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后人类主义与政治理论有着明确的联系。佐尔科斯(Zolkos 2018）认为政治理论出现了后人类转向，这就需要对政治进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化。这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之外，生物有机体和机器都要从政治能动性的角度加以考虑。例如，拉扎拉托（Lazzarato2014）将象征（符号）和技术（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是社会行动者，而巨型机器[借用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术语]是包括人类、非人类动物和无生命物体在内的集合体。拉扎拉托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人类受制于巨型机器的运作。届时政治不仅是人类的问题，而且还发生在（巨型）机器内部，人类、机器、物体和符号都是其中的媒介，并通过它们产生主体性。由于机器“建议、促成、征求、提示、鼓励和禁止某些行为、思想和情感”，机器建立了权力关系——福柯理论中的那种权力关系。拉扎拉托尤其看到了机器奴役：“科学、经济、通信网络和福利国家的运作模式”。他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并从网络中断事件中看到了激进政治变革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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