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帝国主权
帝国的新人民相信新的开篇、新的章节，而我在继续在为旧故事而打拼。我希望，在故事结束之前，它能揭示出为何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J. M. 考特茨(J. M.Coetzee)
现代对现代性的二元性的批判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那一批判传统的立足点却是典型的现代式的。它处在危机的临界点，故而既在现代之内，又在现代之外。在向着帝国世界的转变过程中，边界地带已不再存有了，故而现代批判策略也不再有效。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现代欧洲哲学史上，自康德至福柯对“何谓启蒙”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康德对启蒙作出了最经典的现代主义的描述：敢于获取知识，摆脱“不成熟”状态，在社会领域的中心欢庆公众对理性的运用。①福柯的答案，如果我们历史地去看，同康德的答案差别也并不巨大。福柯不必同腓特烈二世的暴政周旋，也不必像康德那样希望把暴政引向更具理性的政治。在他所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系统中，广大的政治交换领域已为人们习以为然。然而，他的回答再一次强调要横跨传统意义上的“内部”主体性和“外部”社会空间；不过，福柯的划分把传统划分颠了个个儿，他把“内部”的系统同“外部”的主体性区分开。①现代批判的合理性，它的重心，就落在内与外的边界上。
①参阅 Immanuel Kant 的文章“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What Is Enlightenment?'”,该义 收录入 Political Writing,Hans Peiss 编(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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