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政治经济学的变体或者另类经济学
当代经济学提供了这个悖论:新古典主义理论,尽管内部存在种种分歧,看来在行业和公共政策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从熟悉的来源对此观点的批评在不断深入,新的声音也加强了这种攻击。下一节探讨这些批评学派,其中的几个帮助奠定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下一节介绍有些人声称的经济学的全面危机,以及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不同思潮之间的本质区别。这一讨论为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四章铺好了基石。
新保守主义
由于主流经济学在政治谱系内占据了中间和偏右的位置,看似没有给保守主义者对主流的批判留下多少空间。尽管如此,人们可以观察到保守主义两大不同学派的重要回应,这两大学派经常互相竞争。一派的特征是,认为主流经济学在把全副注意力集中于经济行为方面过度谨慎。顶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school)、“新政治经济学”或者“实证政治经济学”等诸多标签,这种理论试图把经济分析的原理延伸到所有形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Basu,2000;Klein,1999;Stigler,2003)。例如,斯蒂格勒(Stigler,1971)和威尔逊(Wilson,1980)认为,我们应该将规制(regulation)视为一种组织的市场,它倾向于被寻租的公仆俘获(capture),他们为了最大化本人的收益,增加规制的数量和范围,尽管他们会限制人们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一观点奠定了分析政府规制行为的基础。他们认为,政府而不是公众是规制的主要受益者。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解决办法是削减规制,由此消除政府对竞争行为的这种限制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局域和全球贸易协议,这种解决办法被日益广泛地运用于国际经济事务。这种观点在被运用于家庭、社会性别和性行为时,更加带有冒险精神(Posner,1992)。同样的论点被用于解释阻碍收养机构的长期延误和文牍主义,纠正方案也大同小异。据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1939-)法官所言—他是被当时的里根总统擢升为美国联邦法官的一位经济学家—效用要求通过建立一个他称之为“父母权售卖”(parental-right selling)的市场来分配婴儿。按照这种观点,新经典主义经济学太胆怯了:市场行为和边际效用的基本方案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人类行为。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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