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制度把生产变成了极权。于是，生命的所有领域都要受制于它。生产的极权化导致生命的完全世俗化。即使休息也被生产占用，并被降级为休闲，成为一种恢复性休息。它并没有迎来一个神圣的聚会期。对某些人来说，休闲是一段空档的时间，是一种空虚的恐惧(horrovacui)。越来越大的绩效压力，甚至让忙里偷闲也变得不可能。许多人正是在闲暇时生病的。这种病已经有了一个名字：休闲病。在这里，休闲时间代表了劳动的一种折磨人的空洞形式(Leerform)。积极的、仪式性的休息，让位于折磨人的游手好闲。
劳动有始有终。因此，劳作期之后是休息期。另一方面，绩效既无始也无终。绩效没有期限。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必然要求，绩效把劳动调成永动模式。正如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Durkheim)指出的，在仪式社会里，如果劳作期即分散活动期过长的话，那么集体生活、节日活动有时候会达到一种过度的形态，也即一种狂热。节日一个接一个。如今，劳动恰恰呈现出一种狂热的形态，感觉不到有任何节庆和聚集的需要。生产强制就这样导致了共同体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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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