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仪式性符号也无法被赋予明确的含义，所以它们显得很神秘。语言的功能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减少了过剩的部分，即过度的能指。语言就这样被祛魅了。纯粹的信息不产生任何魔力。它们不会施展诱惑。语言之所以神采奕奕，令人心醉神迷，只归功于丰富的能指。如今，我们生活在一种所指文化中，这种文化将能指，即将形式视为外在之物。它既是快乐也是形式的冤家对头。
能指的过剩也是仪式的标记。罗兰·巴特将整个仪式化的日本理想化为一个符号帝国，一个能指的礼仪帝国。即使日本的短诗，即俳句，也由过剩的能指所决定。他们很少考虑所指。它们不交代任何事物。它们纯粹是在做语言游戏，玩能指的游戏，不生产任何意义。俳句是语言的典礼：“在俳句中，对语言的限制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烧脑对象，因为它不在于简洁的表达（也就是说，在不减少所指的密集程度的前提下，尽可能简洁地领会能指)，而是相反，它关乎意义的根源，以便确保意义不破土而出……俳句并非丰富的想法——那种想法会被简化为一个简短的形式，而是一个简短的事件，能一气呵成地找到它的适当形式。”[72]
符号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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