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媒介技术无远弗届的神奇力量不仅消灭了空间，也消灭了时间。路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在《修道院与钟表》一节中认为，钟表而不是蒸汽机才是现代工业时代最关键、最核心的机器。②因为它不仅能够计时，更是协调人类活动、整合人类行为的工具。有了时钟和抽象的时间(小时、分钟、秒)，修道院的那种井井有条，有节奏和有规律的祈祷、劳动、学习、休息才成为可能，守时才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但技术进步有时并不一定沿着同一方向来改变社会秩序，史蒂文·约翰逊(StevenJohnson)就发现：人工照明的进步产生了一个意外后果—自然睡眠被挤压。③媒介技术亦如此，它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不管劳动者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电话与网络能够通达之处，雇主便可以吸纳这种时间“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钟表确定的上班/下班时间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这才令非生产时间在资本面前荡然无存，时间继而也被消灭了。此外，“效率第一”“企业优先”这些话语和工作伦理还作为媒介逻辑的产物，被内化为人们的内在价值观。在这种时空皆为媒介技术所重新规划的情况下，劳动者不断面临弹性的日程，陷入时刻保持待命的工作状态和“劳动权困境”①，人人都有享受休息和休假的权利(包括劳动者合理地限制工作时间，雇主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带薪休假)这一人类通过争获取的成果已然岌岌可危。正如马克思曾发问：“一切已有的机械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②实际情况是，“机器的资本主义用非但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和减小劳动强度，反而最终把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③。因此，朱蒂·威吉曼(JudyWajcman)提出了“时间紧迫悖论”(time pressure paradox)④，人们即使处于闲暇中，也会时刻担心工作任务的袭来，因为闲暇已经因为时空的分离而被媒介技术消灭。现代经济学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预测的技术进步将使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人们有望从生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日渐渺茫。因此，媒介不仅是技术和文化体系，还是一种历史结构，它提示我们关注新媒体与社会生产力升级换代的关系。⑤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②路易斯·芒福德：《路易斯·芒福德著作精萃》，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
② Johnson, Steven. How We Got to Now : Six Innovations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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