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一令人不无遗憾的实际标准本身，还不足以阻碍我们寻找同时含有指称语义学和过程语义学的标记法。问题是，从目前来看，这一追求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有些人坚持认为他们的标记法含有指称语义学；另一些人(人数甚至更多)不愿接受这一限制。不管我这里的论点是什么，我认为自己在性格上仍属于前一组。如果一个学生带着无指称的表述来见我，真让我伤脑筋。以前我认为有理由说服他重作思考，但现在我只能处于理解不良的位置。学生总是能指着他的程序说，这程序并没有从荒谬的标记法中得出荒谬的结论。我要是得出荒谬结论的话，问题出在我身上。
举一个我爱用的例子。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俄国人已经把战舰部署在靠近美国海岸的地方”。除非我愿意采纳如“当前一部署一靠近—美国一海岸”这样一些“德国计算机”式的谓词，否则要对这类内容作出恰当表述，就必须明确地表示出什么是美国海岸，那里大约有多少船只，已发现它们分布如何，意指多长时间，等等。然而，谁来确定这是“恰当的”？用德国计算机，任何特定的应用程序大概都能过得去。许多雄心勃勃的标记设计者会借助于“英国计算机”，如
人工智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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