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60年代，冯·福斯特一直对反身性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并且尝试用各种方式来阐释它。突破出现在1969年，当时，他邀请马图拉纳为伊利诺伊大学的一次会议讲学。马图拉纳揭开了自己“将认知处理为生物现象”的想法。[10]马图拉纳理论的力量一定深刻地影响了冯·福斯特，因为自此之后，他关于反身性的思考在复杂性方面产生了量的飞跃。其思考/思想的成熟度也通过1970年的论文《分子行为学：关于语义澄清的大胆提案》体现出来。在这篇论文中，他将焦点从观察转回到观察者，并且通过这种自反性举措批评了行为主义。他争辩说，行为主义没有证明动物是黑匣子，可以对“输入”的东西给予可预知的“输出”。相反，行为主义在让动物这样“行为”的时候，只是证明了实验者的聪明和力量。“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环境中将有机组织转变为具体机器的机制，而是必须发现有机组织中帮助有机组织将环境变成具体机器的机制”。[11]这里，反身性从戴圆顶礼帽的男子，转移到对主体性/主观性认识论的强烈批评上来。到了1972年，冯·福斯特已经对马图拉纳的理论深信不疑。以至于在《观察系统》收录的最近一篇论文《关于生物认识论的笔记》中，用一组带有编号的准数学的命题，以循环的形式重铸了马图拉纳的理论，即最后一个命题重复第一个命题。
现在，为了追溯马图拉纳认识论的演变，我们来看看那篇极具生命力的论文《青蛙的眼睛向青蛙的大脑显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马图拉纳与合作者证明，青蛙的感官受体以经过高级处理的、物种特有的语言向大脑“说话”。为了得到这个结论，他们在青蛙的视觉皮层植入微电极，以便测量对于各种刺激的神经反应力量。此时，青蛙的已经变成控制论回路的一部分，一个被改造的、用来生产科学知识的生物装置。严格地讲，青蛙的大脑已经不再完全属于青蛙。因此，我也将放弃所有权，跟随作者的思路，将青蛙的大脑说成“这个大脑”（这个词语和第五章讨论的诺伯特·维纳的小故事，有一种奇怪的呼应)。从这个“有线的”大脑，研究者发现，快速、不稳定运动的小物件引出最大的反应，相反，运动缓慢的大物件引起的反应很小甚至没有反应。由此可见，从青蛙的视角来看，这种感知机制是具有自适应性的，因为它能够让青蛙感知飞虫而忽视与其兴趣无关的现象。这个结果意味着青蛙的感知系统对现实的记录远不及它对现实的“建构”。正如作者指出的，他们的工作“表明（青蛙的）眼睛以经过高度组织处理与翻译的语言向（青蛙的）大脑说话，而不是原封不动地复制并传达光线在视觉受体上分布”。[12]这个工作让马图拉纳发现了自已认识论的座右铭“Everything is said by an observer”。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奉为经典，但一点也不足为怪，因为它把曾经完整无缺、铁板一块的现实主义的认识论，打开了一个像青蛙大小的破洞。
第六章 控制论的第二次浪潮：从反身性到自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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