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场所、公共设施、通信手段和社会机体视为机器或其部件，绝非隐喻或延伸意义上的理解。恰恰相反，只有当我们将“机器”这一概念加以限定和派生时，它才特指某种技术性现实(une réalité technique)—而这正发生在某种极其特殊的平滑躯体之上，即货币-资本的身体。该身体赋予工具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把工具分配在自主的机械代表之上)，同时赋予人类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即把人类分配在抽象的一般劳动代表之上）。这些平滑身体彼此嵌套，同属一个序列：资本的身体、工厂的身体、机械装置的身体…(抑或是希腊城邦的身体、方阵的身体、双柄盾牌的身体)我们应当追问的，并非技术机器如何接替简单工具，而是何种社会机器—且是何种特定的社会机器——在超越单纯对人类与工具的机械化之外，同时使技术机器的涌现成为可能且必要的。（在资本主义之前，技术机器固然存在，但机器门并不经由它们展开，恰恰因为这些分类仍停留在对人类与工具的机械化层面。同样，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未被机械化的工具—因为机器门并未涵盖它们—而这些工具在其他社会形态中已被或将被机械化，例如重装步兵的武器。)
①关于这一基于组织类型的生物学图式，参见《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Pléiade I, pp.557 – 558)。
② 安德鲁·尤尔(AndrewUre，1778—1857)，19世纪英国化学家，经济学家，以对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研究闻名。他是工厂制度(Factory System)的积极辩护者，其著作《工厂哲学》(ThePhilosophy ofManufactures，1835)被马克思在《大纲》(Grundrisse)和《资本论》中多次引用并批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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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关于欲望机器的理论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