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技术方面关于更精准可靠的时间的论点，引起了官员们的共鸣，他们被准确和精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谓的“对数字的信任”—的幻想所吸引。统一时间吸引了技术官僚和管理者，这些人从19世纪中叶起就任职于诸如公共工程、邮局、电报、军队和教育等部门。他们认为，准确的时间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相当于准确的数据对于社会管理和犯罪预防的作用19。但是这些工具被用于管理和改善国内社会，而非建设全球联系。
19世纪时间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反映了时间的区域化和国家化，及其与地缘政治相融合的意义。“通用时间”一词在国际科学学会和小册子之外几乎没有被使用过。有时，参与国际主义讨论的德国人可能会使用所谓“世界时间”（Weltzeit）的说法，这可能会被理解为德语中与通用时间差不多的表达法。就连在英国的讨论中十分常见的格林尼治时间，尽管该系统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广泛使用，但在英国以外的国家也几乎没有被提到过。在提到任何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时间时，法国立法者更愿意谈论“法定时间”和“官方时间”。拉丁语系的其他语言，例如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都跟随法语的模式，主要采用“法定时间”和“官方时间”的说法。在德国，对格林尼治的特殊反应并不存在，除了一些例外，没有人提到“格林尼治时间”。在美国，讨论的对象是标准时间，而非格林尼治时间。最终，标准时间成为美国的主要说法。
最能表达通用时间的区域化和国家化的，或许是将时区视为地理绘制概念的倾向。奥地利计划首先在铁路上统一时间，然后应用在公民生活中，这个比格林尼治提前一小时的统一时间被称为“Adria-Zeit”，或亚得里亚时间（AdriaticTime）。这个新的时区将横跨奥地利一匈牙利、德国、塞尔维亚、瑞士和意大利等国家，从而其支持者认为，这个新时区可以被方便地标记为欧洲东南部的想象的地缘政治空间。其他建议，例如“巴尔干时间”（BalkanTime），虽然被驳回了，但仍然表明了类似的以具体地理位置代替抽象的普遍性的喜好，罗伯特·施拉（RobertSchram），这位写作了多篇关于亚得里亚时间论文的作者，还提出将比格林尼治提前两小时的时间称为“博斯普鲁斯时间”（“BosporusTime”），因为它将扩展到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部分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在法国，比格林尼治提前两小时的时间通常被称为“东方时间”（Oriental Time）。美国的时区，虽然较少被政治化，但也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地理名称20。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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