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和再商品化的推拉过程中。提供医疗保障和公共交通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设置社会化的医疗服务，就意味着将医疗保障的一些重要方面去商品化，将它们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而不考虑需要服务的人能否支付服务的价格。不过，那些较为富裕的人，即使能够获得公共医疗服务，也往往会选择私人医疗服务，因此，他们对社会化的医疗服务需求最少，但恰恰是他们通过累进税制为此支付得最多，与他们所受到的服务不成比例。他们也许会因此施加压力，要求将某些公共医疗服务改回商业化运营。公共交通的情况也差不多。那些处于较高的税档的人，为公共交通提供的资金最多，但他们的绝大多数出行都会乘坐私家车。因此，他们很可能反对那种把公共交通当作社区的全民福利的政策，而更支持将公共交通当作可以商业化运营的服务的政策。因为那些低收入群体可能持有与此相反的看法，所以随着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相继上台，政府的政策就在对这些服务进行去国有化和再国有化之间反复摇摆。[29]
奥菲的分析敏锐地提出了冲突和矛盾的关系问题。但在直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打算先探讨一下次生矛盾的论题。原生矛盾与次生矛盾之间的关联方式多种多样，直接程度大小不等。有些关联方式是相当一般性的，而有些则高度情境化。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些例子，它们都是从社会学文献中随意挑选出来的。它们都是产生偏离后果的实例，但我认为也完全可以说它们体现了矛盾。
(1)一项有关老年人的研究分析了向他们提供收入补助的问题。美国政府采用收入补助保险来改善大量低收入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但这种做法在提高了这些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的同时，却使他们的收入将将超出了国家的医疗救助的合格条件。这样一来，医疗机构就拒绝向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的福利，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生活比以前更糟。
(2)一项有关警察的研究表明：在纽约市，要减少现有警员中办公人员加班费的开支，就要在街道上多安排一些巡警。但是，警察加班的主要原因是办理逮捕的程序。街道上警察数量的增加导致了逮捕更多的人，结果，人们本来是指望靠新政策来解决问题，可
第六章 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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