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哎哟！”与谈话的关系要比我们最初设想的来得密切，因为它分享了沟通过程的公共性，与实践活动密切交织，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眼中语言使用的基础。通过本章以上的讨论，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对常人言说者，还是就哲学层次上的考察而言，日常语言的索引性（indexicality）都不是一个“疑难问题”，它指的是“情境性”(contextuality)：谈话的情境性与体态、手势和运动的情境性一样，都是这些现象得以协调成为在时空中延展开来的日常接触的基础。谈话是几乎所有日常接触都具有的一项内在特征，在系统形式上也很类似。它一般表现为包含不止一人的“交谈”。交谈是某种情节片断，在时空中有自己的起始与终结。谈话的规范不仅涉及所说的内容，即表达的句法形式与语义形式，还涉及例行化的谈话场合。所谓会话，或谈话单元，需要具备标准化的起始与终结手段，以及确认和展示言说者拥有参与对话权利的凭证的手段。“置括”这一术语本身代表在写作中按照体例插入一段话的边界。本节最后我引用一下戈夫曼有关置括的论述。从互动的角度来看，什么是谈话?“这里有个关于那种安排的例子，人们由此聚在一起维持某些东西。这些东西要求人们予以重视，并且理由充分，大家都承认，始终不曾间断。这种要求将这些人包容在某种互为主体的心智世界之中”[67]。
- 定位过程
我已经强调过，社会系统是作为规律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得以组织起来，在散布时空中的日常接触里得以维续的。不管怎么说，那些以其行为构成这类社会实践的行动者都被“定了位”。所有行动者在时空中都有自己的定位或“处境”，经历赫格斯特兰德所说的各自的时空路径；同时，“社会定位”这一术语也表明，他们的定位是关系性的。社会系统只能以连续不断的社会实践为存在场所和渠道，并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消逝。不过，我们最好是把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结构性特征概括为“定位—实践”（position-practice）的关系。[68]社会定位在结构上是作为表意、支配与合法化过程的特定交织关系构成的，这又涉及行动者的类型化问题。一种社会定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不管怎样，这一身份成了某种“范畴”，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规范制约。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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