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按照第一种假设，认为语言和技术是人类同一种属性的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那么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就会同形而上学发生冲突，因为后者恰恰首先将逻格斯和技术、自然和规范、理智和感觉、秩序和混乱相对立：
——技术作为一种伪造行为，为一切随机性、无度、和以神自居的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自然提供了可能；
—逻格斯作为真理的所在，也就是加在存在者原形(自然)之上的尺度。
但是，古希腊关于技术的悲剧式的理解却完全不是如此。它没有把两个世界相对立。它给死亡构造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场所，即自身的界限：一方面是永生的神，另一方面是无死亡意识的生命(动物)，二者之间夹着一层技术的生命，也就是死亡的生命。悲剧式的人类起源说就是在双重运动中构织出来的死亡学：这个双重运动就是爱比米修斯对普罗米修斯的重复。
爱比米修斯并非单单是一个遗忘者：即不懂得思前想后一即经验(也就是说对即将到达的、正在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事物反复咀嚼)之本—的象征；他同时也是一个被遗忘者。他被形而上学、被思想所遗忘。如果把思想本身作为一种遗忘，那么他就是遗忘的被遗忘者。每当人们谈论普罗米修斯时，总是忘记了以爱比米修斯为象征的遗忘：总是迟到的真理。值得惊奇的是，这个后觉、这个从过时的经验开始回归的象征，这个为思想本身命名的爱比米修斯原则，不仅没有在关于完结的现象学思想中占据中心地位，而且被排斥在这个思想之外。
技术与时间
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