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第三种危险，因为它同时处于两条线之上。它从僵化的节段及其超编码和共振出发，拓展到精细的节段化及其扩散和互动，或与此相反。所有的掌权者都从一条线跃向另一条线，他在一种低微的样式和一种宏伟的样式之间、在一种恶棍的样式和一种波舒哀（Bossuet）①的样式之间、在烟纸店的煽动性宣传和高级官吏的帝国主义之间交替轮换。然而，这整条权力链和整个权力网浸没于一个逃避着它们的世界之中，一个变异之流的世界。而正是权力自身的无力使得它变得如此危险。掌权者不停地阻止着逃逸线，以便将变异的机器掌控、固定于超编码的机器之中。然而，他只有通过形成空隙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即首先稳固超编码的机器自身，将它纳入旨在实现着它的局部配置之中，简言之，就是赋予配置以机器的维度：这些就是在集权主义或“闭关锁国”的人为环境之中所产生的东西。
然而，还存在着第四种危险。无疑，它是令我们最感兴趣的，因为它涉及逃逸线自身。我们有理由将这些线描绘为一种变异、一种创造，但它们不仅是在想象之中，而且也是在社会现实的织体自身之中被勾勒出来的；我们有理由赋予它们以箭般的运动和一个绝对者的速度一但是，如果认为它们所畏惧和面临的危险只是被重新捕获、被堵塞、束缚、恢复、再结域，这实在是太过简化了。它们自身散发出一种异样的绝望，就像是一种死亡和牺牲的气息，就像是一种人们耗尽全力才得以摆脱的战争状态：它们有着其自身的危险，不能将其与前论的种种危险混淆起来。正如菲茨杰拉德所说：“我心中涌起这样一种情感，黄昏时分，我站在一片废弃的靶场之中，手里是一杆弹夹空空的步枪，面前是倒下的靶子。没有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唯有寂静，唯一的声音来自我自己的呼吸。……我的自戕就是一阵浸湿和阴暗的烟雾。”②为何逃逸线是这样一场战争，我们在摧毁了所有那些能够摧毁的东西之后，却仍然有可能陷于失败和毁灭的危险？第四种危险正在于此：逃逸线逾越了墙壁，逃离了黑洞，但它并未与别的线连接在一起并每次都增强着它的价值，而是转向毁灭、完全而彻底的毁灭、毁灭的激情。这就是克莱斯特的逃逸线，以及他所发动的异样的战争；就像是自杀，双重自杀，作为这样一种结局：它将逃逸线形成为一条死亡之线。
-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波舒哀(Jacques-Benigne Bossuet，1627—1704)，17世纪法国天主教教士、演说家，支持法王路易十四，鼓吹绝对君权论。——译注
② Fitzgerald, La fëlure, Gallimard, pp.350,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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