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应该清楚的是，我们的论述在哲学上的核心在于：共同性中的杂多的奇异性机制与旧有的多与一的辩证法毫无关系。虽然一与多处于对立的位置，但共同性与杂多性却并行不悖，前者甚至由后者内在地构成。在政治行动领域，我们很容易理解共同性与杂多性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我们并非共享共同的世界，我们彼此就无法进行交流，或者满足彼此的要求或欲望；如果我们并非杂多的奇异性，那么我们就没有交流和交往的必要。就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同意阿伦特关于政治的概念，即奇异性在共同世界所进行的交往和构成（composition）。[57]
于是，强调奇异性在共同性中的相遇，就是对抗因同一性和统一化而产生、腐化之爱的首要策略，后者会导致主体性生产的停滞，也会摧毁共同性。同一性和统一化会扼杀创造性，只有重复，没有差异。我们应该将爱理解为奇异性在共同性中的相遇和实验，继而生产出新的共同性和新的奇异性。虽然在本体论的语境下，我们将爱的过程视为构成，但在政治的语境下，我们应该强调其组成的力量。爱组成奇异性，就像音乐中的主题，但不是组成统一体，而是组成社会关系的网络。将爱的这两个面相一共同性的构成和奇异性的组成结合起来，就是将爱理解为物质性、政治性行动的核心挑战。
通过宣称经济生产事实上也关乎爱，我们开启了讨论，但是我们完全知道，经济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经济学家一直坚持曼德维尔18世纪早期《蜜蜂的寓言》中的反爱主题，认为经济学与爱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曼德维尔提到一个富有且强大的蜂房，但这个蜂房却为私人的邪恶所弥漫，如欺骗、贪婪、懒惰和懦弱。蜂房中的道德家不断对抗这些恶，却毫无效果。最终，蜂房之神因为厌恶无休止的劝说，让所有的蜜蜂都变得有德性，并消除了邪恶，但是，蜂房的工作却戛然而止了，蜂窝的社会也四分五裂。很显然，这个寓言针对的是社会道德家和理性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曼德维尔就像之前的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一样坚持认为，与其宣扬人应该如何，社会理论家应该研究人实际如何，并分析那些真正驱动人们行动的激情。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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