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马克思在其早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中，展示了颠覆经济主义的可能。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其他作者那里，马克思看到了对身体及其生产力的关注，但他同时也看到，当身体只是为了资本去生产价值的时候，劳动的身体的生产力是如何被挤压并最终隐没的。这种认识激发马克思写下了最为诗意的段落，借此他希望在生命的所有领域，让身体的全部生产潜能都得到发挥。当劳动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时，就可以发展我们所有的感官和行动，简言之，我们所有的“与世界的人类关系看、听、闻、尝、感觉、思考、沉思、感受、需求、行动、爱”[38]。当我们以更为宽泛的形式去看待劳动和生产，将其置于生活的各个领域时，身体就不可能被消解、不可能臣服于任何超验的规则或权力。
在每一个框架内，对身体的强烈关注—这是原教旨主义的典型特征，为生命政治的视角提供了可能。因此，最终说来，生命政治是原教旨主义的解毒剂，因为它拒绝超验的、精神的价值或结构，拒绝让身体隐没，坚信身体的力量。
1.3 穷人的诸众
不管其他政治秩序如何，共同体（Common-wealth）就是底层与穷人所构成的全部诸众组建的政府。
——沃尔特·雷利：《国家学说》
(Sir Walter Raleigh, Maxims of State)
水手、叛徒和罪犯的情绪和智慧，要比那些围坐在桃木桌子旁、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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