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灭绝，种族屠杀，多么感人的概念；我就有过切身体验：比如1945年对普鲁士一德意志政府官员的清洗。
施米特对种族灭绝的理解可谓十分微妙，由此，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
“灭绝人性的犯罪”只是一切消灭敌人附加条款中最普通的一条。
在其他地方还有这样的话：
有灭绝人性的犯罪，也有捍卫人性的犯罪。灭绝人性的犯罪源于德国人，捍卫人性的犯罪则加于德国人。66
这里使用的显然是另一种论据。贯彻世界公民权利，会导致歧视性的战争概念；这不再会仅仅被看作是对全面战争的错误反应，而是全面战争的根源。全面战争是“正义战争”的当代表达形式，这种战争当中必然贯穿着一种干预主义的人权政治：“关键在于，战争的总体性首先就属于战争的正义性。”67施米特就是这样来为道德普遍主义辩解的，并把论证由法律层面转移到了道德层面。在施米特看来，回归到古典国际法，就是为了避免全面战争。但是，我们始终无法理解的是，施米特是否认为，真正可恶的就是全面战争，也就是发动战争的非人性特征；或者说，施米特是否害怕战争自身失去其价值。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施米特在为《政治的概念》(DerBegriffdesPolitischen）撰写的附录中曾描述过战争在非军事领域中的全面扩展过程，他认为，全面战争才是真正为了保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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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