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张照片进行了地理位置编码。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地理位置编码给出了这些图像的数字足迹。所有事件都与艺术、时尚、音乐、设计及电影产业相关，这些都是社会“热点”的创造者。继而，他们通过地理信息系统与空间统计对地理模式进行了宏观分析。通过这种分析，他们发现了常常诞生文化事件的“特定的城市节点”(Girardin andWilliams,2017:3)，得出了特定场所与产品间的联系，对吸引媒体关注的特定场所有了更好的理解。
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提出，此类研究能绘制“城市的脉搏”(Batty,2010:576)。不过，跟踪Flickr照片等“热点”或数字足迹并不能实现信息的实时处理。来自Twitter的“推文”与FourSquare“签到”的地理位置信息已经开始成为被挖掘的数据，能够提供实时数字。费边·诺伊豪斯(FabianNeuhaus)详细描述了新“景观”是如何通过模仿地形图而对地理位置数据进行可视化的，比如，平原代表使用率低，而山峦和高峰代表使用率高。数字景观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从早晨到中午再到下班高峰期等，各有不同。巴蒂表示，对城市脉搏的这种理解可以“向我们提供有关城市结构与模式的新视角，可以向我们证明城市结构并非像我们以前所以为的那般稳定”(Neuhaus，2010：576)。
个体用户与位置
尽管个人活动的位置数据——无论是虚拟活动还是现实活动——令人着迷，但单看这些数据还相对单薄，而且像电报式语言般简洁，不够完整。因而，研究人员摸索出了越来越多的方法，用民族志数据、参与数据集及其他方法来增强这些有地理参照的数据集。为此，我们逐步使用各种技术或集成技术来丰富位置数据，强化对这些位置数据的理解，将其嵌入到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其他理解中。我们依次从移动工具包、全球定位系统、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及移动电话等方面，对个人用户及位置进行了研究。
移动工具包
有关移动性的研究旨在更好地理解人们随身携带的各种便携式设备，以及此类设备以何种方式使人们得以与所处环境进行交互。尼佩特-恩格(Nippert-Eng，1996)通过参与者的皮夹内容研究了隐私概念。斯特里克兰(Strickland,2001)提出的“便携效应”项目推动着参与者思考他们如何经由自己日常携带的物体而成为“流浪设计师”。还有一些研究着眼于通过移动性与培育移动性的“移动工具包”(Ito et al.2009;Mainwaring et al.,2005)建立起来的城市日常生活。
第25章 基于位置的环境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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